企业、居民、政府资产负债表是银行发展的基石。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是实体经济的完美映射。2008年以来，我国杠杆率整体上升较快，从142%上升至2016年的257%，其中企业杠杆率过高，居民杠杆率增速较快，带来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相应调整。

　　三部门资产负债表变迁对我国银行业经营影响深远。企业方面，企业信贷向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转移，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有所提升，金融脱媒带动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居民方面，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推动资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作为居民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带动了按揭贷款高速增长，居民财富集中度的提升使得私人银行和客户分层管理成为发展新趋势。政府方面，中央政府债券是银行进行债券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向地方债和PPP模式转换，将为银行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变迁的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经济体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规模扩张较快，但占国家总资产负债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服务业增加值上升较快，带动银行资源向房地产业集中。居民资产配置呈现多元化，全球财富集中度有所提升，衍生品市场的大发展带动了零售贷款的表外化。当前各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普遍偏高，但历史上看主要国家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均会出现政府债务的激增，我国政府债务仍有上升空间。

　　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一是积极调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在经营理念、业务结构、渠道策略、管理方式和客户选择上，主动适应各部类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变迁；二是坚持“不变”与“可变”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包容性强的公司银行服务体系；三是树立“大零售”理念，加速向零售银行转型发展；四是构建新型银政合作体系，有效对接政府融资需求；五是主动把握科技金融蕴含的发展机遇；六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七是对接“一带一路”金融需求，进一步完善国际化业务布局。

　　目 录

　　一、企业、居民、政府资产负债表是银行发展的基石

　　1. 三部门杠杆率概况

　　2.三部门杠杆率变动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二、我国各部类资产负债表变迁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1.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特点与银行经营

　　2.居民资产负债表特点与银行经营

　　3.政府资产负债表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三、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变迁的国际经验借鉴

　　1.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

　　2.居民资产负债表

　　3.政府资产负债表

　　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体系结构变迁是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企业、居民、政府三部门资产负债表情况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特点的展示。分析企业、居民、政府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特点和发展变迁，对研究商业银行转型方向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居民、政府资产负债表是银行发展的基石

　　实体经济是银行业发展的本源和依托，银行业发展根植于经济土壤，与各类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是实体经济各部类发展情况的完美映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金融业也将货币化带向深入，“高储蓄、高投资”是相当长时期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企业、居民和政府部门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变化，相应带动着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业服务方式的转变，并在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银行业呈现出显著的“重资产、重资本”特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经济新旧发展动能更替，企业、居民和政府作为银行业服务的对象，其自身资产负债表将发生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相应调整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衡量企业、居民、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总体特征，可以大体从其负债端的演化趋势加以判断，并相应映射到银行体系资产端的增长总量与结构变化。而各部类的杠杆率水平，无疑又可以作为相应部类债务状况的简单直接表达。

　　1.三部门杠杆率概况

　　我国全社会杠杆率整体上升较快。根据BIS的统计数据，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不含金融机构）自2008年以来迅速上升，从142%上升至2016年末的257%，上升了115个百分点，目前略高于G20国家237%的水平，全社会的债务风险处于可控区间。杠杆率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投入四万亿拉动经济增长，广义货币供给大幅增加，M2/GDP指标由2008年的1.51倍增长至2016年的2.08倍，流动性整体充裕，信贷增长速度过快；二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整体产出效率有所下降所致。

　　分部门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节节攀升，且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约为166.3%，较2008年的96.3%上升了70个百分点，2016年的杠杆率是2008年的1.73倍。在企业“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开始企稳，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最高水平，高于G20国家75个百分点，高于美国91个百分点，同时也比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高出64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整体较低但增速过快。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4%，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60%的平均水平。但自2006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从11%上升至目前的44.4%，杠杆率提升了3倍多。仅2016年一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就提升了5.6个百分点。居民杠杆率的快速提升主要与住房按揭贷款的高速增长有关。

　　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增长迅速。BIS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4%，较2008年的27.1%提升0.7倍，同时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部门80%-90%的杠杆率水平。其中，根据财政部披露数据，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地方政府债务总量在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为16万亿，估算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5万亿。

2.三部门杠杆率变动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随着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2007-2016年金融机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4.5%，其中各项贷款增速较快，占资金运用的比例提升了3个百分点，年化增速为15.1%。

　　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看，其中各科目占比变化反映了三部门杠杆率的变动趋势。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绝对值偏高，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相应的，在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中，非金融企业贷款仍占据主要部分，但居民贷款占比快速上升。具体而言，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68%，居民贷款占各项贷款的31%，较2005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

　　资本市场大发展使得银行债券投资和同业业务增长迅速。2007年至2016年，有价证券及投资科目[1]科目占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比例从13.8%提升至26.6%，提升了12.8个百分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占比提升了约6个百分点，显示出近十年我国债券市场和同业业务发展迅猛。

二、我国各部类资产负债表变迁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1.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特点与银行经营

　　非金融企业部门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其资产负债总体状况，既反映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特征，也反映经济体的增长和周期波动情况，同时也与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结构变迁相关。整体而言，我国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上升，积聚了一定风险。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企业信贷向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转移，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资产质量压力较大。不同类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特点各异，以工业行业为例，小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盈利性由优于大型企业，私营企业的成长性和经营效率优于国有企业。此外，金融脱媒带动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渠道由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和交易性融资转移的特征明显。

　　（1）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风险有所聚集

　　从杠杆率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截至2016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较2008年上升了约70个百分点。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远远超过90%的国际警戒线，也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仅为72.5%和76.2%，新兴市场整体杠杆率也仅为102.1%。从资产负债率角度来看，根据社会科学院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国非金融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同样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前从67%一路降至52%，其后升至2014年的60%。

　　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杠杆率增长过快，将增大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随即被推出。从GDP增速上看我国确实避免了经济硬着陆，但由此带来的最主要的负面效果便是杠杆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攀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资本产出比快速提升，资金需求旺盛。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加大投资来稳增长，其负面后果是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资本产出比快速提升。1978年-2007年我国资本产出比由2.16逐步上升至2.63，上升了0.47，但2007年-2012年资本产出比快速攀升至3.27，五年间就上升了0.64[1]。资本产出比的快速提升意味着为保持GDP的较快增长，资本存量以及企业的投资须以更快速度增长。而为了满足这种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企业的融资需求必然也快速膨胀。

　　（2）企业信贷向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转移

　　由于不同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行业特征有较大差异，各个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风险特征。房地产、工业、公用事业、电信服务业、材料及能源行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相应也得到了较多的信贷支持。2016年末，金融机构对境内企业发放的贷款余额为80.5万亿，其中投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行业的信贷资金为48.5万亿，占比约60%。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向开始出现新趋势，一是投向制造业的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从2013年末的24.56%下滑至2016年末的20.25%；二是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投向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贷款占比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1.91和0.64个百分点；三是准政府领域的融资规模攀升，信贷资源主要投向以基建为主的水电燃气、环境和公共设施、交通运输、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领域。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信贷资金将持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资金投放将向发展迅速的领域和产业倾斜。

　　从资产质量的情况看，非金融企业不良贷款的行业分布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二者合计约占据不良贷款总额的70%。2016年末，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为5018亿元，占比约37.7%；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24亿元，占比约为34%。2016年末批发零售业不良率为4.68%，关注类贷款占比7.43%；制造业次之，不良率为3.85%，关注类贷款占比8.92%，二者潜在不良率（不良率+关注类贷款占比）均已经超过12%。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的不良率较高，同为3.57%；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包含水电燃气、卫生、社保、水利、环境等行业）不良率较低，2016末不良率在0.5%以下，且近年有所下降。

　　就不良贷款的行业分布变化而言，采矿业的不良贷款近年来上升较快，从2013年的48.8亿上升至2016年的676.5亿，年复合增长率140%，不良率从0.82%上升至4.47%，关注类贷款占比从1.91%上升至11.17%，资产质量恶化速度较快，主要与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有关。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的资产质量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不良率分别上升了2.52和2.06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分别上升了4.89和5.6个百分点。

（3）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快，国有控股企业负债率高

　　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但国有控股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变动呈现不同趋势。以工业企业为例，一是私营工业企业发展迅速，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规模占比逐年扩大，从2000年的3%上升至2015年的22%，上升了19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规模占比由67%下降至39%。二者资产规模变动一方面与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私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二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速度快，从2008年的56%上升至2015年的62%，积累了较大风险。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从2004年的61%一路降至2015年的52%（除2013年升至57%），从资产负债率角度来看，私营工业企业的偿债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三是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高于国有控股企业。2008年以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只有4.65%，而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94%，高出国有控股企业7.29个百分点。

　　从企业偿债能力角度看，整个工业部门，无论是资产负债率，还是利息保障倍数、资产周转率，都明显好于1998年。然而分开来看，会发现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情况不容乐观，明显存在非市场化配置的情况，私营企业融资决策整体上符合市场化的原则。一是工业领域私营企业利息保障倍数已从稍高于4的水平上升到11以上，且目前仍保持在8以上；而国企，2000年是1.83，2005年上升到4.05，此后不断下滑，2014年仅为2，与2000年没有实质性差别。二是私企和国企的资产周转率在本世纪以来都有很大提高，2011年之后又有所下滑，但下滑幅度并不是很大；然而国企资产周转率一直远远低于100%，且2007年之后一直比私企低100个百分点以上。综合来看，至少在工业领域，私企的偿债能力整体上并不值得过于担忧，而国有企业“降杠杆”已是当务之急。

（4）金融脱媒带动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在非金融企业负债中占据主要地位。但近年来随着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非金融企业的直接融资占比尤其是债券融资占比有所提升，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负债占比也呈现上升趋势。

　　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来看，2002年，我国包含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在内的直接融资只占当年新增社融的4.9%，其后直接融资占比震荡上行，2016年直接融资已占新增社融的23.8%，上升了18.9个百分点。其中债券融资占比上升幅度较大，从2002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16.9%；股票融资呈现明显的周期特征，2007年股市火爆年份中股票融资占比较高，为7.3%，随后一路下滑并于近五年重新呈现回升态势。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根据对3093家非金融A股上市企业负债结构进行的分析，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融资占比不断提升，从2002年的不到1%提升至目前的8%。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达程度越高，资本市场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越高。目前，中高收入国家占比为60%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88%，高收入国家平均在96%左右。未来我国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融资结构将从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和直接融资并重的格局过渡，优质企业将更多通过债务融资降低贷款需求，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将继续加快发展。未来，包括证券承销、证券交易、企业并购、风险投资、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在内的投行业务成将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和债券市场获得的融资占其总负债的比例近年来整体呈下降趋势，已从2002年的54%下降至2016年的40%，下降了14个百分点。相应的由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负债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例如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商业银行可大力开展交易银行业务，围绕企业客户交易行为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例如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支付结算、现金管理、托管等。

（5）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仍有上行趋势

　　由于近些年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迅速攀升大致可归结为：一是资本产出比快速提升，企业资金需求旺盛，维持经济增长必须要求更大的资本投入，进而导致企业融资需求快速膨胀；二是债务利息负担较重，在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利率接近于0的情况下，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甚至曾一度超过8%，即便在央行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后，我国与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利差依然较大。较高的利率使得实体经济部门债务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债务负担影响企业利润留存；三是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中占比偏低，尽管近些年股票融资额在迅速增长，到2016年已达到1.2万多亿，但在社会融资中占比依然仅有6.97%。相比于其他主要国家，我国的高储蓄率和低股权融资相结合，必然使得当家庭部门的储蓄盈余转化为企业部门的投资过程时，其外在表现便是企业部门积累更多的债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围绕资本产出比、利息率和股权融资情况构建动态模型，预测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变化趋势。根据三种不同的资本产出比变化趋势假设，较好情况下，2020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80.8%，中等情况为189.9%，较差情况为197.7%，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具有持续上行的趋势。

2.居民资产负债表特点与银行经营

　　（1）居民资产增长快于经济增速，零售银行业务发展空间大

　　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资产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资产积累速度较快。2004-2016年，我国居民资产总规模由53.3万亿迅速扩张至339万亿，年复合增长率为16%，高于同期名义GDP增幅，其与GDP之比由3.33倍升至4.56倍。这一时期居民财富快速积累主要得益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以及住房等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等因素。

（2）房地产是居民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结构上来看，房地产是居民最重要的资产项目。随着房价上涨、城镇人口规模增长、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大，我国商品房销售增长迅速，房地产市场日渐繁荣，房屋总价值快速增长。2016我国房屋总价值约为170.7万亿，2004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为14%，使得房地产成为过去十几年居民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居民所拥有财富中占比超过一半。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73%的GDP由城市创造，全球城市人口占了全球总人口的53%，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服务业集中在城市，丰富多样的生活和消费模式集中在城市。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占全国GDP近90%，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36%的GDP，代表着我国未来现代化的方向。除庞大的住房按揭市场需求外，围绕存量房地产开展的消费、养老、留学等房屋抵押贷款，也将成为下一时期的市场热点。

（3）金融资产多元化趋势明显，资管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过去十年，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速高于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多元化趋势明显，理财、信托、基金等成为除存款之外的主要财富类型。2004-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居民总资产的比重由34%上升至44%。其中，存款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占比由70%下降至41%，而理财、保险和信托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从泛资管行业的规模增长来看，截至2016年末，包括表内外银行理财、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券商资管、基金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保险资管计划在内的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总规模已经达到102万亿，剔除交叉持有因素后，各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60多万亿元[1]。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约为165万亿，过去十年来以年化20%的速度增长，未来仍有望以14%左右的复合增长率增加。

（4）居民部门负债以消费信贷为主，消费金融市场空间待挖掘

　　我国居民部门主要从银行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形成居民负债，2016年末，金融机构向居民部门发放贷款余额约为33.4万亿。从结构上来看，居民部门负债以消费贷款为主，约占居民负债的四分之三。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占比有所上升，从2013年的50%上升至2016年的60.3%，主要是近年来我国居民购房需求旺盛所致。居民短期消费贷款占比自2005年以来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占比从4%上升至2015年的15.2%，但由于201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行情，对当年的短期消费贷款产生了一定挤出效应，2016年短期消费贷款占比略微下降至14.8%。

　　从消费信贷结构上来看，过去，我国消费金融业务以住房按揭贷款等长期贷款为主，占比一般保持在85%-90%的水平。随着以信用卡、一般性消费贷款为代表的短期消费贷款快速发展，过去产品较为单一的局面得到改变，形成了多样化的产品体系。目前，短期消费贷款占消费信贷的比重已从2005年底的6.8%提高到2016年底的23.5%。具体而言，截至2016年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的个人消费性贷款余额约为25万亿，约占贷款余额总量的23%。其中住房按揭贷款约为18万亿，占比70.9%；信用卡余额4万亿，占比15.7%；汽车金融占比约2.8%；其他消费贷款2.69万亿，占比10.6%。

　　从风险状况看，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总体不大。从居民消费贷款不良率来看，2009年至今居民消费贷款不良率都维持在1%以下，2016年末为0.76%，是商业银行相对优质的资产。其中住房按揭贷款的不良率极低，近三年分别为0.29%、0.39%和0.36%。虽然近两年来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显上行，但按揭贷款与存量住房价值比仍低，居民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居民债务收入比（DTI）虽有所恶化但仍可控，从侧面印证了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抵御经济周期能力较强。

　　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杠杆率低，消费金融市场空间有待挖掘。从消费性贷款占比来看，目前我国消费性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总量的比例只有23%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50%左右的占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剔除住房按揭贷款后，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比例不到7%。从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的角度来看，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4%，而同期美国为79.5%，日本为62.5%，欧洲国家普遍在50%以上，我国居民消费领域具有温和提升杠杆空间。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观念转变的背景下，未来消费金融市场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5）财富集中倾向明显，私人银行与客户分层成为趋势

　　根据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从2003年至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截至2015年末为0.462。但另一方面，跟踪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拥有财富呈现出一定集中化趋势。限于数据可得性，并不考虑银行间客户选择的结构性变化，招商银行从2008年以来，私人银行客户（日均资产大于1000万元）从0.64万户上升至5.96万户，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占全部零售业务客户的比例从0.02%升至0.07%，但其资产总额的占比从2008年的14%上升至2016年的30%。2016年末，金葵花客户及以上客户（人均资产大于50万元）占招行零售客户比例大致为2.1%，却占有招行全部零售客户AUM的82%。居民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零售客户分层迹象明显。2016年，招商银行日均资产大于1000万的零售客户的户均资产为2786万元，日均资产在50至1000万之间的零售客户的户均资产为156万元，日均资产小于50万的零售客户的户均资产只有1.11万元，三类客户的财富水平差异巨大。

　　随着不同客群的财富水平、金融需求、风险承受偏好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完备的立体化客户分类体系，针对不同的客群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并建立与多元化客群相匹配的获客模式和客户管理模式。在私人银行业务领域，高附加值客户贡献占比越来越大。过去10年，零售银行客户分类实现了从无到有，依靠资产规模进行客户分类的工作已全面展开。未来，仅依靠资产的多少去理解客户已远远不够，而新的数据工具则使得银行通过数据去理解和区分不同客群、进行精准画像成为可能。

　　（6）未来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将以较快速度上行

　　近年来居民部门加杠杆迹象明显，全社会杠杆从企业、政府端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居民端。而在银行业务转型的过程中，居民新增信贷已接近银行体系新增信贷投放总量的50%，虽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按揭贷款增长有所放缓，但整体需求仍然异常稳定，未来数年，居民贷款占新增信贷的投放量很难低于40%。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条件下M2与信贷的扩张速度，预计M2短期将出现反弹，中长期看增速均在10%左右，由此需控制广义信贷和狭义信贷的增长速度逐步下降。总体判断，预计居民部门杠杆率在2020年将达到60%，到2023年接近70%，进而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政府资产负债表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1）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改变为银行业务带来机会和挑战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部分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激增、融资额迅速增长，同时由于融资平台管理不规范、市场化程度低，普遍存在项目效益差、债务利息高、期限错配、到期债务集中等问题，加上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隐性担保带来的合规问题和风险问题，2014年以来，政府开始连续出台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办法，对存量地方债务进行清理和调整，推行债务置换和PPP模式，优化地方债务结构，构建地方政府融资的规范化机制。

　　地方债务置换将使银行面临业务模式的重构。一是银行将面临客户结构的改变。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地方债券的增多，银行的客户结构会因此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会失去一直被银行作为“大客户”的政府。随着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相关责任义务的理清，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会越来越弱，银行需要仔细甄别融资平台公司的还款能力和风险。二是银行将面临收入结构的变化，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贷款息差收入将逐步减少，与地方政府债券相关的承销发行收入等中间业务收入将有所增加。

　　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为开展公共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建立的一系列合作关系。PPP模式下，社会资本或SPV通过市场化方式举债并承担偿债责任，主要偿债来源是项目本身运营所带来的收入；政府对投资者或SPV仅按约定依法承担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并不承担偿债责任，即不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范畴。2016年以来，PPP项目稳步推进，截至2017年5月，PPP项目总投资额已达16.4万亿，PPP项目入库数量已达1.3万个，PPP项目落地率为35.2%，较2016年初提升了15.2个百分点。

　　目前，金融机构对PPP的参与持谨慎乐观态度，主要原因一是期限长，PPP项目投资回收期长，资金需求规模大，对银行资金占用时间也长；如基础设施类PPP项目投资回收期一般为10年以上，长者30年。二是评估难，通常SPV是PPP项目融资的主体，而SPV项目公司可抵押资产少、现金流取决于未来项目收益，这与银行现行基于历史经营的信贷评估体系相背离；同时，项目参与者间的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也增加了评估的难度。三是风险高，在项目建设经营周期较长的情况下，来自项目投资者信用、项目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增加，准确预测市场前景的难度增加。且同时，PPP项目受政策影响较大，在PPP法律环境不完善的背景下，政府换届可能会影响社会资本跟原来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的执行。四是退出难，目前资本退出PPP项目的渠道仍较为有限。总体来看，当前PPP已进入重要发展机遇期，PPP模式将成为公共投资的主要补充方式之一。

　　三、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变迁的国际经验借鉴

　　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在经济上实现了快速的赶超，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客观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前文所述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从不同维度勾勒了当前时点中国经济的全貌，通过在其中探寻他国也曾普遍经历过的共性特征，则可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为我国银行业发展提供战略上的指引。

　　1.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规模扩张较快，但占国家总资产比例下降

　　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规模较快扩张，远超GDP增幅。比较各发达国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20余年间，各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规模和负债规模普遍显著扩张，美国、加拿大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倍以上，澳大利亚则扩张了4.5倍。此外，大部分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张速度远超同期名义GDP增速，包括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日本以及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德国。

　　从结构上看，一方面，在各部门加总资产负债表中，非金融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占比双双下降。尽管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和负债规模在迅速扩张，但从其占各部门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比例来看，却双双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其他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更快。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普遍增加，同时多数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存在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经济金融化的特征。

（2）银行资产投放向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集中

　　从产业结构的变迁看，服务业在GDP中占比显著提升，专业科技、房地产、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无论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最大共性就是服务业在GDP中占比显著提升；同时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占比越高。1980年，高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60%、41%、43%，到了2014年该占比分别为74%、56%、48%，增幅依次为14%、15%、5%。具体产业来看，对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专业科技、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显著提升。2015年，美日德专业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7.2%、7.3%和11.1%，分别比1994年增加了1.7%、2.5%和1.4%；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2.0%、11.5%和10.9%，较1994年增加1.0%、1.6%和0.3%；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7%、5.0%、4.8%，较1994年增加0.5%、2.0%、1.1%；美国和日本2015年卫生和社会工作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2%和6.9%，较1994年增加0.9%和2.7%。

　　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带来银行资产向服务业，特别是房地产业集中，此外医疗、信息等产业负债有所增加。日本和德国均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中国更具可比性，日德两国也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吻合。在日德两国的银行贷款余额中，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及占比均显著增加，医疗和信息产业贷款规模也有所增加。美国方面，传统工业的不景气会导致银行对工商企业客户的兴趣降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建筑业、采掘业、铁路运输业、钢铁工业、橡胶工业、汽车工业、食品工业等部门利润率长期低于平均利润率。这些支柱行业的不景气不仅影响到该行业的整个产业链，还造成银行针对这些行业贷款的违约率提高和信用成本增加。从80年代开始，美国工商业贷款增速一路走低，工商业贷款占比也从1982年的40.5%一路下降至1990年的29%。

（3）企业海外资产比重增加带动银行业国际化发展

　　依据投资引导理论，银行国际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国内客户对外投资提供服务，因此OFDI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会直接刺激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许多国家的银行业国际化进程可印证上述判断。回顾日本银行国际化的发展，贸易融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服务是其原动力。从国际化地理分布上，日本银行集中在日本主要对外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拉美、东南亚、西欧和中东，或者是在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等。这反映了日本银行业国际化既考虑维护与日本企业的传统关系，又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有利机会。进入21世纪后，日本金融业的对外扩张基本上与实体产业的对外扩张保持同样的速度。美国银行在20世纪70、80年代纷纷增设海外分行和子公司，其主要原因便是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为美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躲开美国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和管制。从20世纪末起，随着美国非金融企业再一次大规模的“走出去”，美国银行业也拉开了大规模全球化的浪潮，不过在此过程中美国企业依然是其服务重点。例如摩根大通优先满足的细分客群就是美资跨国公司的跨境金融需求，而花旗银行则一直坚持“立足母国，放眼世界”的全球化路径。其他国家银行业的国际化同样也是遵循相似的逻辑，优先选择与本国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澳大利亚银行海外机构主要分布在新西兰，德国和意大利银行海外机构则主要聚焦于欧洲。

（4）直接融资的发展使得贷款在企业负债中占比下降

　　从国际上看，伴随着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许多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贷款占金融负债的比重均会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企业融资方式多样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从现有国家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贷款占金融负债比重由1987年的17.9%降至2015年的6.4%；日本从1994年的40.8%降至2014年的26.1%；德国从1991年的38.1%降至2015年的29.4%；英国从2002年的28.1%降至2015年的19.9%；加拿大从1990年的18.8%降至2016年的13.1%；澳大利亚从1988年的30.1%降至2015年的26.5%。

　　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有助于应对企业融资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由于传统的单一贷款业务面临来自多方面的竞争，为适应环境变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开始转向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证券、保险等非传统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业务种类日益多样化。这一方面显著提升了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1983-2003年间，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增长了7倍，而利息收入增长了55%。欧盟银行业在经济货币一体化的推进下，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40%，其中全能银行体系的德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47%。在专业化分工较强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利息收入占比稳步提升，从2000年的13.2%提升至目前的25.6%。总体而言，美日欧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持续增长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35%-40%左右，随后占比则在总体平稳中有所波动。另一方面综合金融服务也使得银行非利息收入中的收益结构日益多元化。佣金收入、证券交易收入、衍生品交易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等不断扩展，费用收入占总非息收入比重缓慢下降。

2.居民资产负债表

　　（1）收入提升推动居民资产和负债增长

　　从世界范围来看，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部门资产总量和负债总量也会随之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由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收入增长停滞导致资产和负债规模总体保持稳定。此外，在所观察的大部分国家中，其金融资产的增速要快于总资产增速。在我们观察的五个国家中，同期只有加拿大居民资产增速慢于总资产增速，其余国家金融资产增速均超过同期总资产增速。在零售金融发展较好的美国，居民部门负债增速甚至显著快于资产增速，从而使得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有所攀升。1960年美国居民及非盈利组织资产负债率仅为9.8%，2008年达到最高点20.2%，之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持续下降，到2015年底为14.3%，大致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不过长期来看仍存在明显的提升。这些都充分表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的金融需求显著增加。

　　银行业务结构出现向零售业务迁移的趋势。根据G20国家个人可支配收入与个人金融业务占银行收入占比的相关性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银行业务结构向零售业务倾斜。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显著提升，进而个人消费性贷款占比也逐步升高。美国银行业全部贷款中零售业务比例由1985年31%上升至2009年52%，成为银行贷款的主体，其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全部贷款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13%上升至2009年峰值的37%。总体而言美国商业银行贷款中零售贷款的比重始终在波动中上升。

（2）资产配置多样化，居民财富集中度提升

　　伴随着各国居民部门财富总量的增加，其内部结构也出现一些共性的变化。一是居民资产配置呈现多样化态势。尽管各国居民存款总量在持续增长，但其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却普遍下降。以美国为例，其2015年居民和非营利机构部门资产中，通货和存款总额为9.7万亿美元，占该部门金融资产的13.6%，存款总额与1987年相比虽然增长了2.4倍，但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却比当时的22.0%下降了8.4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因为各国金融市场逐步成熟以及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也源于各国银行业为应对利率市场化而主动调整业务结构。政府对金融服务管制的放松，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各类金融机构正在主动适应客户的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根据波士顿发布的《2016年全球资产管理报告》显示，全球管理资产额在2015年底已达到71.4万亿美元，相比2002年的29万亿美元增加了1.5倍。

　　二是居民财富集中度显著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居民财富集中度提升的现象。无论是在美英加澳等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处于前1%的人群，其总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提升。根据凯捷集团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共有“百万富翁”（百万美元以上）1540万人，比2010年增加450万人；“百万富翁”拥有财富总规模为58.7万亿美元，比2010年年增加16.7万亿美元。对于银行而言，这意味着高净值客户群的崛起，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满足其日趋复杂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私人银行业务比一般零售银行业务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国际零售银行很多由银行的资产管理子公司（部门）或与外部资产管理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为各类高价值客户提供包括投资、私人银行和财务规划顾问、股票交易、信托、个人税务、遗嘱和执行人服务以及地产管理服务等，并收取顾问服务费与资产管理费。近年来，美国私人银行的理财业务年均利润率高达35%，其中资产管理费占收入的45%，经纪费占20%，净利息收入占25%，远优于一般零售银行业务的盈利表现。

（3）资产证券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零售贷款大量表外化

　　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为代表的资产证券化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因婴儿潮一代成年所带来买房需求剧增，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也随之激增，而当时作为美国主要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的储贷协会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贷款需求。背靠政府信用的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开始大规模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而由投资银行等非政府机构所发行的MBS市场也以各种形式蓬勃发展起来。80年代中期至金融危机前，是资产证券化全面发展时期。以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为基础资产的ABS产品应运而生，并创新了以MBS和ABS现金流为抵押品的再证券化产品CDO。从目前来看，在ABS构成中，汽车ABS、信用卡ABS等占据主体，这使得银行的零售贷款存在明显的表外化倾向。截至2016年底，美国资产证券化存量市场高达10.31万亿美元，占同期债券总量26.18%（仅次于国债比例）。

　　3.政府资产负债表

　　（1）成功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政府债务明显激增

　　纵观世界上成功崛起国家的经济腾飞过程，明显存在共性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原始工业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三位一体”建设、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福利社会五个阶段。能够从农业社会成功迈入福利社会的国家，无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府，自下而上地首先帮助广大农村建设全国性统一小商品市场、运输交换网络和“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能实现。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承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因此从一些成功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前四个阶段，政府部门债务规模和投资规模均会出现巨幅攀升。

　　英国在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棉纺织业的规模化生产依赖于庞大的交通枢纽建设，同时为了开辟海外市场而发动战争同样消耗政府财力，这使得该阶段英国政府的债务水平迅速提升。1763年，英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50%；1815年，这一比重则超过250%。日本在其“三位一体”建设时期采取了“大推进”战略，在整个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日本政府加大力度吸收利用欧美技术来投资新建全国公路网、发电站、电网、电气化铁路网和城乡照明设施，政府每年公共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份额接近50%，另外还有超过30%的总投资在政府公共投资的带动下被民间投到了建筑行业里面。美国在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同样依赖于庞大的政府支出，特别是在二战期间，1939至1944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14%，为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5年内所取得的最快经济增长速度，而1938至1945年间，美国政府支出增长553%，GDP增长的82%由政府支出贡献，到1943年美国83%的固定投资是由政府实施。

　　（2）各国政府杠杆率普遍高于公认的财政稳定标准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债务杠杆率较低。普遍认为，财政稳定标准为政府债务杠杆率低于60%。不过在现实中，许多国家政府债务杠杆率均超过所谓的稳定标准，BIS数据显示，英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杠杆率均接近100%，日本则已超过200%。而按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来看，仅考虑中央政府债务杠杆率，英美等国基本都已接近或超过100%。中国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时也未超过50%，BIS数据显示2016年底中国政府债务杠杆率为46.4%。

　　政府债务危机更多是由于外债占比高而引起，中国尚无此类风险。相比于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言，从历史上看，政府债务结构与发生债务危机之间关系更紧密，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大部分是外债占比很高的国家。因为外债受到汇率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一旦本国汇率失去控制或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外债的挤兑很可能造成挤兑的发生，进而发生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债务中外债占比极低，不超过2%，因此尚无此类风险。

　　综合来看，中国无论是整体政府债务规模还是外债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债务总体风险可控，对银行而言仍是较为安全的资产。未来政府债务杠杆率有进一步攀升的可能，通过多种方式为政府融资提供服务依旧可作为国内银行业务重点之一。